他叫黄峰，自然这是个化名。我们见面时，他正在戒毒所跟民警耍贫嘴。民警说：你去拜师学相声吧。黄峰说：拜谁呢？德纲吗？民警回：就德纲吧，说不定人家还真会收你呢。然后一扭头看到我来了，黄峰从椅子上站起来欠了欠身说：哎哟，人家记者同志都听着呢……相声我就不说了，还是留在这儿继续为戒毒事业做贡献吧。

这是黄峰戒毒的第四年。把我带进去的民警，事先大大夸奖了他一番，原来这是个自愿的戒毒机构，康复人员周末是能够请假回家的。有好几次，黄峰回家时被朋友叫去打牌，结果人家拿出针管，说是要给他一个惊喜，都被黄峰眼睛也不眨地拒绝了。

我打量眼前的这个男人，他长得周正，浓眉大眼，气色很不错，还挺着一个中年发福的啤酒肚。他说自己是小混混出身，说话带着痞气，但并不放肆，打起诨来收放自如，难怪别人觉得他适合去说相声。

三年前他不是这样的。戒毒所的民警说，他们第一次接到黄峰打来的电话时，声音沮丧、仓皇，说你们快来吧，我要完蛋了。

那是2012年，黄峰从强戒所里出来，问家里人拿了10万出去做生意，结果转眼间拿去买了毒品，等到手上只剩下一两万的时候，他突然间恐惧起来，头一回感觉自己可能“心理有点问题”。

黄峰已经去过两次强戒所了，之前也进去待过半年。但上一回他倒不觉得受罪，大概是家里找人说了情，强戒毒所里的民警待他挺好，他在里面连玩带闹，还挺适应那个集体环境。但第二回就不一样了，新版《禁毒法》2007年施行以后，规定戒毒人员要在强戒所里待满两年。“强戒所就是军事化管理，那两年就跟坐牢似的，我都不想回忆。”黄峰说。

不知道第几回复吸的黄峰，心里明白这一次被家里人逮住了绝对没有好下场，“我干什么他们都宽容，就是吸毒不行”。上两回进强戒所都是被家里人举报的，有一回是大清早，他在迷迷糊糊中听到老太太在阳台上打电话，好像是说“他还睡着呢，你们快来吧”。转眼之间就被人推醒，睁眼一看，几个制服站在边上，然后就开始了不堪回首的两年强戒生涯。

他觉得自己不能回强戒所，可那能怎么办？就像往常发动一切智慧寻找毒品那样，黄峰苦思冥想，终于在记忆里的某个角落找出了一个快被忘记的片段。他在强戒所里时，参加过的一个“七天体验活动”，主办方是一家自愿的戒毒康复机构，这七天里的一切让黄峰觉得挺新颖：“管理人性化许多，还有心理治疗什么的。不管怎么说吧，当时想着就是不能去强戒所，那里总比强戒所好。”

可惜家里人根本不信有这种事：“这是哪儿呀？免费戒毒？周末还能回家？这样能戒毒吗？”黄峰就打了那个电话，接到电话后第二天，几个老师就穿着便服来拜访了。他松了一口大气：“早知如此，昨天就让你们来了。我也不至于提心吊胆一个晚上。”

几十年的吸毒经历，让“提心吊胆”成为黄峰的常态。采访时门没关严，外头有人影和脚步闪动，他就会立即引颈四望，显得心烦意乱。刚走上吸毒之路那会儿，黄峰千方百计瞒着家人，这个秘密竟然被他隐藏了一年多，要不是某一天他姐姐突然提前下班回家，把正在“腾云驾雾”的他逮了个现行，黄峰估计自己还能多瞒一阵子。

“至于怎么走上这条路的嘛，也不瞒你说，全赖我自己不是什么好人。”黄峰说。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，十多个小混混像往常一样聚一块儿，突然有人拿出了一包白粉，大家欣喜若狂、欢呼雀跃，觉得“那一刻终于来了”。

“就是这样，没有害怕，没有抵触，甚至连惊讶都没有，我们自己扑向了毒品。”黄峰的“毒友”不少，大多都是这样沾上的毒，“这个圈子都觉得吸毒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情。我抽这个，证明我有钱有实力，否则还不带你玩呢。”

头一回被姐姐抓到现行，家里人决定送黄峰去当兵。

他被关在家里，强制戒了一阵毒，直到身体各项指标合格，就去了兵营。吸了两年毒，即使正当年，黄峰也一副病病歪歪的样子，“别人打我跟玩似的”。他不服气，就玩了命地练身体，很快就成为班上最出色的那几个兵之一。那两年他活得干干净净，但内心却有一种思想升腾起来：“毒品有什么了不起？我不是说戒就戒了吗？当兵什么苦我没吃过，有好几次累得翻身都翻不了。我还能怕毒品？”

他真有点淡忘了毒瘾发作时的难受劲儿，甚至还觉得犯上瘾了可以去跑5公里，跑完累得什么都不想干，倒床上一睡也就过去了。于是，退役回来没三个月，黄峰又吸上了。

“那是个春风得意的早上”，他说，自己去看个老朋友，本来也没想着要吸毒，但人家把货拿出来了，他想着那就抽一回吧，反正也不花钱。结果第二天他就花钱了，而且越花越多。一年之后，黄峰开始注射了。

“你要是见到像我这样的‘老毒物’，就甭问‘有没有注射过’这种问题了，肯定注射过。”他伸出胳膊，静脉处还有针孔的印记。

那个晚上，黄峰毒瘾犯了，“情况特别紧急”。他没头苍蝇似地乱转，一个一个朋友问过去，人家都没货。有个小弟说：“哥，我这儿有‘笔’。可你不是说你不打针嘛？”黄峰说别废话，快让我把这劲儿过去了再说。

“笔”是圈子里的“黑话”——他们把吸粉称作“走板”，把针管称作“笔”。小弟转身掏出了针，给他来了一下，两人等了一会儿，黄峰大怒：“你不是说一针进去见效快吗？还上头？上头个屁！”

小弟一拍脑袋：“噢，哥，我想起来了。我这边有两根针，一根里是水，一根里才有货，敢情我是扎错了。”

第二针下去，黄峰瞬间感到飘了。从那以后，他再也不想“走板”了：“我宁可扎半克，也不愿意吸一克。为啥？吸着见效慢啊。”

他几十年前吸毒的时候，只有海洛因，摇头丸、冰毒、浴盐都是后来的事情了。黄峰说他们这一代算是“正规军”：“后来的那都是新型毒品，吸了会致幻、兴奋、瞎折腾。海洛因不一样，扎下去就是发飘、想睡觉。但量还是会越来越大，好比你开头只吸一克，再过阵子就不行了，一克下去只能保证不难受，没有那种飘飘欲仙的劲儿了。”

但不久之后黄峰终于出了一次事儿，是被人“点”了。黄峰心里有数，点他的是一哥们儿，先头他俩一块儿去拿货，结果被警察“伏击”了。他没命地跑掉了，那哥们儿不行，身体早就被毒品蛀空了，跑了50米就蹲地上，“就算有人拿刀追着他砍，他也起不来”。过了几天黄峰去上班，发现警察已经在办公室等他了，见到制服他都懵了，乖乖地被带去了拘留所。那次黄峰被判了个行政拘留15天，“在里头的日子，我就看着铁窗，心想放我出去我绝对不抽了。其实那是自欺欺人，要他真的放我我肯定还得抽”。

果然，刚放出来黄峰又抽上了，再之后又被抓了，这次关了三个月。再出来的时候，家里人送他去了贵州亲戚家，在一个与世隔绝的煤矿里做工。

“你问这吸毒吧，有什么理由？”黄峰看着我，还是带着调侃的语气，“碰到郁闷事儿了，来一点解闷；今天心情好了，来一点；周五到了，来一点庆祝下；周三，天气阴，那也来一点吧。”

在和家人的拉锯战里，他发动了一切智慧去寻找毒品。去贵州的头两三年里，黄峰确实改过自新了，那个乡村民风淳朴，看着也不像有货源的样子。死了这条心以后，黄峰总算把自己的才能用上了正道：他好结交朋友，做生意也有头脑，很快赚了些钱，还在当地找了个女朋友。结果，回北京结个婚、探个亲，他又抽上了。

“我本来觉得抽一两次也没啥，反正回了贵州不就见不到毒品了么？”结果回到贵州，毒瘾一上头，他像个特务一样到处嗅闻毒品的味道。然后他才发现，这个小山村并不是什么世外桃源，毒品仍然通过极为隐秘的渠道流向这里。可惜他在贵州的人头不如在北京熟，货也特别贵，一万元两三天就吸没了，一个月下来就得好几十万。

这是黄峰吸得最凶的那几年，最丧心病狂的时候，先头赚下的钱全被折腾光了，他还把用来运煤的两辆大车卖了。贵州的亲戚把他关到山里两三个月，只给送饭送水，想要彻底禁断他和毒品的接触，而黄峰就如一只耐心而饥饿的豹子，红着眼蛰伏、等待：“我的目标很明确，他不可能一直关着我。过两三个月就得过年，到了北京，我总能找到货。”

被毒品控制的大脑，有时犯迷糊，有时又超乎寻常的“智慧”。有一回家里人把黄峰带到郊区的亲戚家，关起来戒毒，头两天他被折磨得没了力气，挖空心思想要逃脱。他对看管的叔叔说自己太难受了，想要回去拿些药，磨了一会儿叔叔同意了，开车带他回去。其实黄峰早就盘算好了，家门口有一个十字路口，车多人杂，车开到那里肯定得减速，他只要开门跳车，蹿进边上的胡同就行。这么想着他就开始乐，直到那个十字路口在眼前了，才发现糟了：今天马路上空空荡荡，人也没有。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，黄峰把自己想象成动作片里的主角，开了车门就是一跳，随后他感觉自己的脚飞了起来，再清醒过来的时候，黄峰已经躺在了医院里，那只飞起来的脚打着石膏，高高挂着。

黄峰是进了这家戒毒康复机构以后，才知道吸毒者是有“心瘾”一说。过去，他只知道戒断的头几天难受，但熬过去就好了，此时才明白为何身体不难受了，心里却仍然一遍又一遍想要复吸。

他觉得自己直到2013年才开始清醒过来。清醒的契机是一系列的公益活动，有一次他去敬老院孤儿村送温暖，别人跟他说声“谢谢”，突然让黄峰感觉像是活过来了：“好像做了那么多年的‘社会渣滓’，突然发现自己是有用的、被需要的。那种感觉挺好。”

沾毒几十年，他终于认识到，自己的余生可能都要跟这个心魔做抗争。“决心没有用，你去问吸毒的人，决心是他们说过最多的话。”黄峰说。过去，他总以为生活里的一切问题都是因为吸毒，结果戒了毒，他所设想的幸福结局依然没有到来，生活中仍有层出不穷的问题。

随后黄峰终于明白，生活不是他想象的那样，不是做成了某件事情以后，就会突然间“从坏变好”，生活就是过程本身，它不断变化、延续，仿佛原野上的河流，通往目力不能及的终点。于是，从那一刻起，“我就对毒品低头了，我意识到自己对它无能为力，恰如我对欲望本身无能为力一样。我认识到自己只要活着一天，就有一天复吸的可能，因而我每天都要鼓起勇气、全神贯注，就像要打一场延续终生、不死不休的战役。每天早晨醒来时，我都对自己说，这24小时的战争，我一定要打赢。明天早晨，再重新开始”。

来源：http://www.zhihu.com/question/19915870